荣鸿琪  (半秦人)

    　1949年12月，开国领袖毛泽东向前苏联汉学家介绍说:“白居易，唐代大诗人。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尽管他在宫廷身居高位，但是仍然接近群众，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通老有姓的情绪和愿望”（见人民网，汪健新2022年文《相逢何必曾相识》）。在通过读唐诗尤其是白居易本人的诗以及在几十年中随着社会变迁中人生体会的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毛主席对白居易点评精彩、准确。试举几例：　　　　

　　一、“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诗说出了在“宫市”中贫苦老翁的心声。

　　2007年9月26日，我在《德阳日报》第8版(副刊)上发表了《三读<卖炭翁>》一文，至今19年过去了。重读旧作，我感到白居易写诗，虽不似李白那样奇丽壮阔、自由奔放，亦难比杜甫那般沉郁深思，格律工整，但以“为官知民心，用常得奇句”的自身特色亦别具一格。《卖炭翁》这首小型叙事诗在“序言(仅4个字)”中即明指：“苦宫市也”。——（唐)德宗贞元末年，皇宫中派出宦官到市场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宦官设“白望”数百人于长安东西两市和热闹街坊，看到其需要的东西，就口称“宫市”，随便付给很少的价钱，实际上是公开抢掠人民财物。因宫中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即以“皇命”相逼，百姓敢怒不敢言，看到他们就关门逃避。白居易身为朝廷命官，对此深恶痛绝。他站在“民生”角度选择了一个典型艺术形象——“卖炭翁”进行仔细观察，深入了解——他从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写到“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即了解并写出了秦岭南山中“卖炭翁”烧炭、运炭、卖炭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显然并非一天一时。他从“卖炭翁”的外貌写到内心——“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能写出“这个过程”显然并非旁观一时，叹息几声。尤其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设身处地地写尽了辛苦又饥寒老翁当时的心情，使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内心感到极大的震撼！此时的白居易，从其自身为官的生活而言，显然不会饥寒交迫，显然希望“炭”等消费品价廉物美，但他却从维护民生的角度抨击皇室宦官，写出了卖炭翁之内心活动——“心忧炭贱愿天寒”。这种立场，这种角度，这种感情，纵观“唐诗三百首”的所有作者，恐无人可及。常言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白居易类似的有识之士韩愈在《顺宗实录》中亦指出：“名为官市，其实夺之”。若任“官市”横行，必使黎民百姓缺衣少食，朝廷也会因此大失民心 。白居易一贯要求“罢宫市，除进奉，禁僧尼，去谄佞，从傥直，用贤能”；要求改变富豪兼并、贫贱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要求削藩，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论事激切，敢于谏净，虽因此遭贬，仍不改初衷。他越遭贬谪，越近民心，在遇到飘零歌女时，能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并序》；在观察到“安史之乱”的长生殿上帝王夫妇尚要生离死别时，写出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他关注民间疾苦，骨肉离散，国家动乱中的人心深情，是以一个平等的、介入的、知心人姿态。他写诗少有高歌宏论，不以旁观者评说，而是直接反映现实，补察时政，或对比，或白描，经常通过具体的事实和典型形象，显示其诗歌的政治性和艺术性。后人根据白居易所写《琵琶行》、《长恨歌》诗之意境编写、演出的相关剧目成为戏曲、影视节目，在国内外连年广泛演出，尤其是陕西临潼“骊山风景区”剧团将《长恨歌》剧目做成其保留品牌节目在现场实景表演，连续火了30年，对当地旅游、文化发展带动作用极大。如今国人若提起白居易在《琵琶行》、《长恨歌》两诗中之名句，几乎妇孺皆知。何也？内中因素虽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他的诗句真实、直接表达了历史的真实、世人的心声。在封建王朝的官员中，能够这样“接近群众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通百姓的情绪和愿望”的诗人不多，白居易当之无愧地为其中佼佼者。

　　二、“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居易作诗过程中力求通畅明白，使妇孺皆知。据宋代释惠洪《泛斋夜话》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否? ’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宋王安石评白诗曰:“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清刘熙载在《艺根》赞曰:“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之先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在白诗中比比皆是。仅以其少年时代之名篇《赋得古原草送别》言之——“离离塬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此诗中的意象是黄土高塬上最常见的野草。我在陕30年尤其插队到陕甘交界之陇县，遍野皆见。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省渭南县（古称“下邽”）人的白居易，对“离离塬上草”自然早已熟视。在众人对这种荒塬野草皆熟视无睹之际，刚入长安京城仅16岁之少年白居易就凡中见奇，以“古塬草”之生生不息景象说出了大千世界中平凡生命与种种打击顽强抗争的深刻哲理，写出了万众吟唱之千古名句。真可谓“用常得奇”，令人叹服。

　　三、愿效白居易，常到民间去；真情写实境，直抒我胸臆。

　　近年来，我陆续发表了《从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寓居四年所写的九首诗看其当时的心路历程》，《李白与苏轼人生历程之比较》，《浅议小说〈红楼梦〉诞生的天时、地利、人和》，《社会变迁与个人命这》等长篇文学评论。在写作过程中，深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诗文风格与社会成就高不可攀。还有《红楼梦》49回中薛宝钗评说诗词风格时的高论——“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更不通俗浅白。倒是白居易的篇篇诗作令我引为“知音之作”。皆因我历年所写诗文多为浅薄通俗之作，随笔直言，言为心声。虽说“人贵直，文贵曲”，诗讲含蓄，但度己一生本为“直爽、倔强”之“半秦人”，已年近80，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讲究起来，实在难以做到。倒是白居易一生“为官知民心，用常得奇句”，或可效之。在近年中，随着自己在退休后所写诗文陆续发表，有热心之读者评论我之诗文接“地气”，直白通俗，为“民间”、“地方”、“业余”之文学爱好者。虽然也有人称我为“作家”、“诗人”，但在全国性、主流媒体上并无表彰认可。可谓旁观者清。回首往昔，我自幼所读之书就非传统诗文，家中主要有两种刊物——《旅行杂志》、《科学画报》；从小学到中学均在陕地纺织厂子弟学校就读，耳濡目染多与“文人诗词”、“读书为官”的传统文化要求相距甚远。参加工作之后多在校园、机关，命运坎坷，忙于生计，在平凡的生活中闲情逸志甚少。退休后虽勉强在地方文化团体中学写些诗文，至今也不过属于“爱好者”而已。年迈能作些诗文已属难得，故看到自己手写之作品能够几次被本单位推荐发表，并在“百度”等网络、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引起热议，便喜出望外。尤其是在编者及热心读者的关心、鼓励下，近10年中一直将自己的作品列出专集，开辟主页发布，已深感幸甚。老叟别无所能，唯有秃笔一枝。既已如此，还是沿着自己19年前所写的《三读〈卖炭翁〉》一文开步的路子走下去——“愿效白居易，常到民间去；真情写实境，直抒我胸臆。”好在我今日所处之时代，所生活的地方，所结交的工厂、农村、本地、外地朋友以及自己的体力尚支持我这样写下去。若能在今生达到白居易诗歌创作之初始阶段——即能如“离离塬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平生之愿己足矣!